理性情绪疗法（Rational-emotive therapy，RET），又称合理情绪疗法，是20世纪50年代由艾利斯（A.Ellis）在美国创立，它是认知疗法的一种，因其采用了行为治疗的一些方法，故又被称之为认知行为疗法。RET的理论认为，人们的情绪是由人的思维、人的信念所引起的，而不合理的信念往往使人们陷入情绪障碍之中。不合理信念的几个特征是：绝对化的要求、过分概括化、糟糕至极。他认为人的情绪和行为障碍不是由于某一激发事件直接所引起，而是由于经受这一事件的个体对它不正确的认知和评价所引起的信念，最后导致在特定情景下的情绪和行为后果，这就称为ABC理论。通常认为情绪和行为后果的反应直接由激发事件所引起，即A引起C，而ABC理论则认为A只是C的间接原因，B即个体对A的认知和评价而产生的信念才是直接的原因。两个人遭遇到同样的激发事件――工作失误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产生了很大的情绪波动，在总结教训时，甲认为吃一堑长一智，以后一定要小心谨慎，防止再犯错误，努力工作，把造成的损失弥补回来。由于有了正确的认知，产生合乎理性的信念，所以没有导致不适当的情绪和行为后果。而乙则认为发生如此不光彩的事情，实在丢尽脸面，表明自己能力太差，怎好再见亲朋好友，由于有了这样错误的或非理性信念，再也振作不起精神来，导致不适当的甚至是异常的情绪和行为反应。
　　从整体上看，理性—情绪治疗有以下一些特点：
　　人本主义倾向。RET信赖、重视个人自己的意志，理性选择的作用，强调人能够“自己救自己”，而不必仰赖魔法、上帝或超人的力量。
　　教育的倾向。RET有很浓厚的教育色彩。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教育的治疗模式。
　　强调理性、认知的作用。在治疗途径上广泛采纳情绪和行动方面的方法。但它更突出地重视理性、认知的作用。这是RET、也是所有认知疗法的一个最本质的特点。在RET的治疗中，总是把认知矫正摆在最突出的位置，给予最优先的考虑。

理论背景
　　理性情绪疗法建立在人性之复杂和可变的假设基础上，其基本理论主要是ABC理论。
　　艾利斯认为：人的情绪和行为障碍不是由于某一激发事件（activating event）直接所引起，而是由于经受这一事件的个体对它不正确的认知和评价所引起的信念（Belief），最后导致在特定情景下的情绪和行为后果（consequence），这就称为ABC理论。
　　通常认为情绪和行为后果的反应直接由激发事件所引起，即A引起C。而ABC理论指出，诱发性事件A只是引起情绪及行为反应的间接原因，而人们对诱发性事件所持的信念、看法、解释B才是引起人的情绪及行为反应C的更直接的原因。
　　按照理性情绪疗法的观点，人们有无以计数的信念，它包括认知、想法和主意等等。这些信念（Beliefs）是影响认知、情绪和行为结果的直接和主要因素。尽管看起来好像是诱发性事件引起结果，但B处于A与C之间，是A的更直接的原因。人们总是按自己的信念认识A，并按照带有偏见的信念和一定情绪结果去认识和体验A。因此，人们实际上从来不会体验到没有信念（B）和结果（C）的诱发性事件（A），而没有诱发性事件（A）也体验不到信念（B）和结果（C）。信念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因为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认知形式。在理性情绪疗法中，主要关注的是合理的信念和不合理的信念，前者导致自助性的积极行为，而后者则会引起自我挫折和反社会的行为。

不合理信念的几个特征是：
　　1. 绝对化的要求（demandingness）
　　绝对化要求是指人们以自己的意愿为出发点，对某一事物怀有认为其必定会发生或不会发生的信念，它通常与“必须”，“应该”这类字眼连在一起。如：“我必须获得成功”，“别人必须很好地对待我”，“生活应该是很容易的”等等。
　　怀有这样信念的人极易陷入情绪困扰中，因为客观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有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某个具体的人来说，他不可能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获得成功；而对于某个个体来说，他周围的人和事物的表现和发展也不可能以他的意志为转移。
　　因此，当某些事物的发生与其对事物的绝对化要求相悖时，他们就会受不了，感到难以接受、难以适应并陷入情绪困扰。合理情绪疗法就是要帮助他们改变这种极端的思维方式，认识其绝对化要求的不合理、不现实之处，帮助他们学会以合理的方法去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人与事物，以减少他们陷入情绪障碍的可能性。
　　2. 过分概括化（overgeneralization）
　　这是一种以偏概全、以一概十的不合理思维方式的表现。一方面，表现为对自身的不合理评价。自己做错了一件事就认为自己一无是处，以某一件或几件事来评价自己的整体价值，其结果往往是导致自责自罪、自卑自弃，从而产生焦虑和抑郁等情绪。
　　另一方面，表现为对他人的不合理评价。别人稍有一点对不住就认为他坏透了，完全否定他人，一味责备他人，从而产生敌意和愤怒等情绪。按照艾利斯的观点，以一件事的成败来评价整个人的价值，是一种理智上的法西斯主义。他强调“评价一个人的行为，而不是去评价一个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完美无缺的境地，所以艾利斯指出，每一个人都应该接受自己和他人是有可能犯错误的人类的一员。
　　糟糕至极（awfulizing）
　　这是一种认为如果一件不好的事发生了，将是非常可怕、非常糟糕，甚至是一场灾难的想法。这将导致个体陷入极端不良的情绪体验如耻辱、自责自罪、焦虑、悲观、抑郁的恶性循环之中，而难以自拔。
　　糟糕就是不好、坏事了的意思。一个人讲什么事情都糟透了、糟极了的时候，对他来说往往意味着碰到的是最最坏的事情，是一种灭顶之灾。艾利斯指出这是一种不合理的信念，因为对任何一件事情来说，都有可能发生比之更好的情形，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定义为是百分之百糟透了的。一个人沿着这条思路想下去，认为遇到了百分之百的糟糕的事或比百分之百还糟的事情时，他就是把自己引向了极端的、负的不良情绪状态之中。
　　糟糕至极常常是与人们对自己、对他人及对周围环境的绝对化要求相联系而出现的，即在人们的绝对化要求中认为的“必须”和“应该”的事情并非像他们所想的那样发生时，他们就会感到无法接受这种现实，因而就会走向极端，认为事情已经糟到了极点。RET认为非常好的事情确实有可能发生，尽管有很多原因使我们可以不要发生这种事情，但没有任何理由说这些事情绝对不该发生。我们必须努力去接受现实，尽可能的去改变这种状况；在不可能时，则要学会在这种状况下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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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疗法适用于各种神经症和某些行为障碍的病人。

方法与技术
　　理性情绪疗法认为，人们的情绪障碍是由人们的不合理信念所造成，因此简要地说，这种疗法就是要以理性治疗非理性，帮助求治者以合理的思维方式代替不合理的思维方式，以合理的信念代替不合理的信念，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合理的信念给情绪带来的不良影响，通过以改变认知为主的治疗方式，来帮助求治者减少或消除他们已有的情绪障碍。

此疗法的治疗过程一般分为四个阶段：
　　1. 心理诊断（psychodiagnosis）
　　这是治疗的最初阶段,首先治疗者要与病人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帮助病人建立自信心。其次摸清病人所关心的各种问题，将这些问题根据所属性质和病人对它们所产生的情绪反应分类，从其最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入手。
　　2. 领悟（insight）
　　这一阶段主要帮助病人认识到自己不适当的情绪和行为表现或症状是什么，产生这些症状的原因是自己造成的，要寻找产生这些症状的思想或哲学根源，即找出它们的非理性信念。
　　3. 修通（working through）
　　这一阶段，治疗者主要采用辩论的方法动摇病人非理性信念。用夸张或挑战式的发问要病人回答他有什么证据或理论对A事件持与众不同的看法等等。通过反复不断的辩论，病人理屈词穷，不能为其非理性信念自圆其说，使他真正认识到，他的非理性信念是不现实的，不合乎逻辑的，也是没有根据的。开始分清什么是理性的信念，什么是非理性的信念，并用理性的信念取代非理性的信念。
　　这一阶段是本疗法最重要的阶段，治疗时还可采用其它认知和行为疗法。如布置病人作认知性的家庭作业（阅读有关本疗法的文章，或写一与自己某一非理性信念进行辩论的报告等），或进行放松疗法以加强治疗效果。
　　4. 再教育（reeducation）
　　也是治疗的最后阶段，为了进一步帮助病人摆脱旧有思维方式和非理性信念，还要探索是否还存在与本症状无关的其它非理性信念，并与之辩论，使病人学习到并逐渐养成与非理性信念进行辩论的方法。用理性方式进行思维的习惯，这样就达到建立新的情绪：如解决问题的训练、社会技能的训练，以巩固这一新的目标。
　　在理性情绪疗法的整个过程中，由于与非理性信念进行辩论（disputing）是帮助病人的主要方法，并获得所设想的疗效（effect），所以由ABC理论所建立的本疗法可以“ABCDE”五个字头作为其整体模型。即：
A（Activating events）诱发性事件；
B（Believes）由A引起的信念（对A的评价、解释等）；
C（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Consequences）情绪和行为的后果；
D（Disputing irrational believes）与不合理的信念辩论；
E（new emotive and behavioral effects）通过治疗达到的新的情绪及行为的治疗效果。
　　理性情绪疗法中最常用的，也是区别于其他心理治疗的最具特色的几种治疗技术：与不合理信念辩论的方法、合理情绪想象技术及认知的家庭作业。
　　与不合理信念辩论技术为艾利斯所创立。这一辩论方法的施治者必须积极主动地、不断地向求治者发问，对其不合理的信念进行质疑。提问的方式，可分为质疑式和夸张式两种。
　　合理的情绪想象技术（Rational－Emotive Imagery, REI）。是理性—情绪疗法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它与心理治疗中通常所用的想象技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也是需要由治疗者进行指导，帮助来访者进行想象的技术。
　　认知的家庭作业。认知的作业主要有：理性情绪疗法自助量表（RET Self-Help Form）与不合理的信念辩论和合理的自我分析（Rational Self-Analysis, RSA）。

理性情绪疗法的贡献和局限
　　如前所述，RET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它对情、理关系的见解和处理，强调情从理生，以理驭情。这一见解虽非RET的创见--诚如艾利斯所说，它与古代东西方的哲学思想有渊源关系；另一方面，在基础心理学中，从阿诺德（Arnold）、沙赫特（Schachter）、拉扎勒斯（Lazarus）到伊扎德（hard）和曼德勒（Mandler），也有一条清晰的理论主线，主张知觉、评价等认知过程在情绪反应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但RET的作者们结合临床心理障碍对这一思想作了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的阐发，它表明在心理障碍患者这一特殊人群中，是哪样一些非理性信念，通过怎样的认知评价过程，来影响当事人，产生情绪失调的。
　　上述事实一方面表明，RET的基本理论假设有相当牢固、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表明，RET对人类关于理情关系的知识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但这一基础理论仍留下一些值得质疑的问题。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何为"理性"？像这样的说法，"理性思想是……使人生活得更长久、更快乐的思想"，是循环定义；而如果说"有理性"就是能对信息进行客观、合逻辑的加工，那许多正常的人，无心理障碍的人并非就是有理性的人，因为几乎人人都经常会有非理性的观念和思维。这并非单只是个理论思辨中的问题，在实际治疗中，虽然我们可以按照艾利斯所指出的非理性信念和思维的特征来发现非理性信念，但仍然不时会感到识别困难。这与上述问题不一定没有关系。
　　第二个特点是RET的积极、主动、明快和追求速效的咨询和治疗风格。相对于心理分析和以人为中心疗法，RET的确显得非常有力，有一种不断推进的动感。RET的治疗者像一个强有力的辩论对手，对对方的非理性思维步步进逼，直到对方投降。但这种风格也有一个重大隐患。由于RET不太重视咨访关系的作用，事实上，艾利斯曾认为即使来访者对咨询者感到反感，仍然能实现有效治疗，在没有信任、温暖、共感等因素支持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以下结果：①咨询者的话的影响力会打折扣；②来访者可能因承受不了这种咄咄逼人的会谈压力而中途中断咨询。艾利斯认为不能过于强调关系因素的理由是，咨询者小心翼翼、过于关心情感支持的态度会向来访者暗示：他（她）是软弱无力的，不能承担改变的责任，不能承受改变的痛苦的。这有一定道理。但不能说咨询者就无法做到既取得积极的关系支持，又避免消极暗示。
　　RET的第三方面的贡献在于它对待方法和策略的折衷主义态度。它主张"有效即可用"的原则，综合采用认知的、情绪的和行动定向的治疗策略。但这种折衷是一种"以我为主"的折衷，坚持把与非理性信念和思维辩论作为RET的核心治疗策略。在这种原则下，RET开发了一些自己独有的技术和方法，如理性--情绪想象、羞耻--攻击练习、RET自助表等，这些方法丰富了心理治疗手段的储备。
　　最后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RET的再教育的、价值干预的倾向。RET的治疗者又像一位教师，他或直接或间接地告诉来访者哪是理性信念，哪是非理性信念，并极力说服来访者用理性信念代替非理性信念。我们知道，人的价值观与信念总是紧密联系的，有时候二者简直无法区分。改变信念事实上也是改造价值观。我们区分了价值的功能干预和内容干预，并认为咨询应以功能干预为主。依此原则衡诸RET，可以发现，RET的价值干预虽然在理论上也是功能性的--表现为以逻辑的、经验的准则来区分理性和非理性，但在实践上RET治疗者常常容易超出功能干预范围，而进行内容干预。这一点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RET在我国应用的几点考虑
　　中国人是一个较重现实、重理性的民族，中国人这种"讲理"、"说理"的特点与RET的基本精神非常符合。所以，RET治疗从总的倾向看比较适合中国文化的特点。这从RET介绍到我国来以后，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获得不少治疗者的好评，可以得到印证。但从笔者及另一些咨询者的经验看，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

　　当事人和问题的选择
　　理性--情绪疗法偏重从认知环节入手，以逻辑方法来解决问题，这就使得它的治疗效果与来访者是什么人，他（她）的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有一定依存关系。从我们的经验看，RET对受过较多逻辑思维训练的当事人比较适合，对文化程度低的人比较费力（不是不能应用）。在治疗的适应症方面，虽然迄今为止RET几乎应用于任何属于心理治疗的问题，但有证据表明，它并非在所有方面都同样成功。例如，它在治疗考试焦虑和社交焦虑方面非常成功，但在治疗单纯恐怖上不如现实脱敏。另外，用RET结合行为管理方法矫正强迫障碍比单独运用其中任何一种效果更好。一个总的感觉是，RET在处理诸如爱情、婚姻、家庭、学习、工作等方面由明确可辨的现实事件引发的心理困扰上，显得更有用武之地。

　　非理性信念的文化差异
　　信念，不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基本上都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由于文化环境不同，社会化条件不同，不同文化中的人的非理性信念自然也会有不同。这一点在逻辑上是很容易证明的。中国的当事人有哪些常见的非理性信念？这些非理性信念是否也符合艾利斯在美国人身上发现的那些特征？这是中国的RET治疗者应该引起重视的一个大问题。从现有的一些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结果看（迈克?彭等，1990），已经表明中国人的价值、信念取向与西方人有很大差别。例如，与个人自我价值感有关连的一些非理性信念，美国人常表现为对个人成就的过份要求，中国人则更重品行，在道德方面出现绝对化的要求。美国人的非理性思维中，"我不能忍受"是一个突出特征，中国人的非理性思维则以"我必须忍受"为特征。
　　另外，我感到艾利斯概括的美国人三类非理性信念之一："我的生活环境、条件必须样样合意，使我能轻松、迅速、方便地得到一切我想要的东西，免除任何我不想要的东西"，在我国来访者中并不典型。凡此种种，都需要我国治疗者认真思考。实践者应该有意识地观察、总结我国来访者的非理性信念及其独特特征，这样才能使RET在我国站住脚。

　　口服与心服
　　还有一个看来很小但并非无关紧要的问题。RET的辩论，须使来访者"口服心服"方才有实际效果。但据我观察，我国来访者容易出现"假说服"的情况。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咨询者在辩论中运用单方面说理太多，忽视了双向的对峙，致使来访者因你的"苦口婆心"感到他"应该被说服"，而不是真的投降；二是由于我国来访者大多比较注意尊重咨询者的权威或面子，或为了取悦咨询者，而违心地投降。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咨询者都应该保持清醒和警惕。一般说，通过培养咨访关系中的真诚坦率因素，鼓励来访者为自己辩护，都可以有效地避免出现口服心不服的情况。（以上内容为本站编辑根据网络有关知识整理）。